油价调整悖论分析报告怎么写-油价调整悖论分析报告
1.大桥倒塌常见是有哪些原因造成?
2.什么是市场经济?为什么欧美等国不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
3.先进部门和扩展部门的结构性比重越大结构性通胀越大是对的吗?
4.什么是结构性通胀
5.为什么近期全球财经动荡
大桥倒塌常见是有哪些原因造成?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超载。
01超载:
是整个公路物流所面临的窘境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报告显示,每年因为超限超载发生的交通事故高达75万例,财产损失超过45亿,死亡约10万人。其中五成的死伤重大道路交通事故,都与超限超载直接相关。过去二十年,因超载所导致的大型桥面坍塌事故有二十多起,无锡并非孤例。?
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就开始治理超限超载,治超有效,但超载不止。是我国治超的处罚力度太小?还是说,超载带来的巨额利益以至于大家要铤而走险?都不是。超载背后所反映的,正是我国公路物流所面临的窘境:货运市场的恶性竞争,以及3千万货车司机的无奈。
我国货运市场,公路运输一直是最主要的运输方式。这个行业运输规模巨大,又充斥着大量良莠不一的物流公司和运输车队,“小、散、乱、差”的现象一直存在。从业多年的人都知道,运费已经十年没有涨过了,而且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试想一批钢材,你出200元/吨,我出180元/吨,他出150元/吨,最后肯定是出150元的人拿到订单,而这样的价格要是跑一趟,基本是不赚钱的。不仅如此,非但运费十年没涨,油价、各种“过路费”和人力成本却是节节攀升。运输公司想要赢得订单,就必然会通过恶性竞争,利用货物超载、工作超时的方式来运作。
02超载悖论:
卡车司机才是最恨超载的人恶性竞争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如果你是一名货车司机,想必深有体会。一直以来,货运司机是很多行业里面门槛最低的工作,由于没有完善的市场规范和定价机制,在本就竞争激烈的货运行业,货车司机之间的恶性竞争则更加普遍。
现实真如网上的说法“不超不赚钱”吗?并不全是。实际上如果是全款购车拉货,每个月赚一万元,对于大部分司机来说,是能够满足生活所需的。
但如果是按揭的新车,每月要按揭三万左右,雇一个司机每月工资一万二,加上维修保养,每台车月均近5万元的开支,正常拉就明显不够了。而现状是,按揭车很多,市场竞争很激烈,但是运费就是不涨。
更加残酷的事实是,大多数的司机为了省钱,他们不请他人和自己轮流开车,而是自己一人单独开完全程。节省的代价是更加无聊,也更加疲惫。
对于司机们来说,一天在车上呆十几个小时是常态,随之而来的,是疲劳与孤独就像黑色的影子一样常伴左右。他们每天都在和这些影子斗争,依靠香烟、槟榔、红牛、咖啡、浓茶,甚至是。
在中国,3000多万名卡车司机支撑着公路物流4万亿市场,承担着物流75%的运输量。对于这些住在公路上的人来说,交通事故和他们早已见怪不怪;对于超载,他们是最憎恨的群体,也是最无奈的群体。
03公路物流创新:
天地汇一直在努力!早在创业之初,天地汇创业团队对物流行业的主要的6项成本(人工、油、路桥、仓库、配送和车辆),进行了外科手术式般慎之又慎的详细分析。
最终以流转效率的优化作为中国公路转型的主要突破口,助力全国传统物流企业的转型升级,从而推动公路物流提质、降本、增效的跨越式发展。
我们为什么总要坚持降本增效?是因为这一支在物流行业坚持十多年的创业团队,也是立志解决物流顽疾的开拓者,他们深知改变和创新的艰巨,也知道这对于整个行业的必要性,也深知只有效率的提高才是降本的关键、才是推动千万卡车司机谋幸福的正确道路。
我们希望卡车司机们在这个平台上能挣到更多的钱,但也希望他们不再那么累。正如天地汇的使命宣言:“加入天地汇,物流不再累!”
什么是市场经济?为什么欧美等国不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
什么叫市场经济呢?大概一百个经济学家可以提出一百零一种以上的说法。有人说市场经济是承认并维护个别利益的经济;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私有制的经济;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价值经济。还有说是自发性的经济、竞争的经济、优胜劣汰的经济、信用经济、法制经济等等。
应当说,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包括“私有制”的说法。但是这些说法都像是“盲人摸象”,都只触及一个局部,都没有总体的概括力。
什么是市场经济?其实很简单。市场经济就是按等价原则进行交换的经济。
市场经济得以存在和发展,其根本基础首先在于分工的普遍化。我们说,没有工业化就不会有市场经济。为什么呢?因为工业化、大机器生产才能造就社会普遍分工的物质基础。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不需要交换。最多是一家之内的两口子交换产品。农业文明时代,农村妇女天天晚上摸黑纳鞋底也供不上一家人穿鞋。用机器生产,一个工人一天能缝100双鞋。现在工艺又改进了,不用缝制了,用胶粘。一个工人一天能粘1000双鞋。生产这么多鞋,当然不是他自己穿,或者给他家人穿,或者给他老板穿。干什么用呢?用于出售。就是交换。
分工还不是市场经济的唯一基础。可分工引起的交换并非只有出售一种方式。经济下也有分工,但大量的产品是“调拨”的。不是真正的出售。因为“一大二公”体制下的传统理论认为,大家都是一家人,用不着算计那么清楚。“肉烂在锅里”。谁多谁少不都是“国家”的吗?或者说是“劳动者共同所有”的吗?我们在改革的初期就开始力图打破“大锅饭”。但那个时候所说的“大锅饭”主要指企业中“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其实原有体制下最大的“大锅饭”并不在平均主义的分配上,而在于否定等价交换的市场交易原则上。
市场经济下的交换就是“亲兄弟明算账”的交换。交易双方必须计较多少,必须维护自己的利益。人们都有在菜市场买菜,和卖菜的小贩讨价还价的经验。萝卜的价格贵一毛钱,小贩的利益就多一毛钱。价格便宜一毛钱,买方的消费者利益就多一毛钱。谁的钱也不是白来的。
请注意,交换中这个“必须维护自己的利益”的行为非常重要。可以说,这是市场经济一切规律的根本出发点。在所有经济学中,其实都存在一个无需证明的、共同的定前提。这个定前提就是,人都是趋利避害的。
我们的改革实践已经明确无误地证明,公共利益、共同利益一定是建立在个别利益的基础上的。否定了个别利益,实际上也就否定了公共利益。在我国农村改革前的人民公社中实行“工分制”。理论上说,谁干活都会导致大家共同的分值提高。这种“工分制”把大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了吧?但实践证明,这种否定个别利益的制度设计导致了农民“出工不出力 ”的反抗。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反复的“大公无私”教育也无助于事。结果是大家共同受穷,谁的利益也没有得到保障。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首先进行的改革就是“分田到户”, 承认农民的个别利益。结果是什么呢?是年建国35周年庆典时,在天安门阅兵那个时候,全国农民高唱“在希望的田野上”。
我们不想扯进“人是不是自私的”这种没有多大意义的争论中去。我认为,这个争论就像“无所不能的上帝能否提出一个连他自己也回答不了的问题”那样的一个悖论命题。悖论本身是门学问。研究悖论也是有意义的。下面我们就会讲到,市场经济的一切活动都充满悖论。比如,“分散的所有权能够更高效率地集中”。但这个“自私”与否的争论是把人的本质这种哲学命题拿来解释现实、生动的社会经济生活。迄今动辄质问别人这种问题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对理想社会向往的单纯。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论证方式上有个“归缪法”。例如我们可以问,人都是要死的,人就不应当避死求生了吗?
实际上,党的“十六大”报告已经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十六大”报告说,不能以人有财产还是没有财产、财产多和少来区分人们在政治上的先进与落后。我认为,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在理论上诠释为,不能以人们是否有趋利避害的利己动机来区分人们在政治上的先进与落后。“十六大”报告说,关键要看人们的财产是怎么来的。在我们的问题中,关键是趋利避害要有规则。
大家知道,任何都是有限的,经济学重点研究的就是有限的,或者说,稀缺的的优化配置问题。由于有限、机会有限,当人们都想趋利避害的时候,由此就产生了竞争的问题。
供给不足,大家都想买到,那就产生了需求方的竞争。供给充分而需求不足,卖方就希望买方优先买自己的产品。由此就有了供给方的竞争。供求双方讨价还价表现为供求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市场经济下的竞争是无所不在的。其表现形式也是变化万千。不仅同类行业之间、满足同种需求之间的产品会有竞争,例如出版社和电视台之间有竞争;生产完全不同产品之间的企业也会有竞争。因为有可能两个企业、两种行业会使用同一种。例如石油既可以作燃料,又可以生产化工产品。而石油是有限的。技术替代、功能替代、效用替代都会导致竞争。
在过去一些年的改革过程中,大家对竞争的存在已经比较熟悉了。但对竞争的评价恐怕仍有不同看法。因为竞争必然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公平的问题。还有人更把市场经济下的竞争道德化,说,承认人会“趋利避害”就已经颇有“抑善扬恶”的味道了,还要提倡竞争,这不是在倡导“弱肉强食”的罪恶理论吗?
大家可能还记得,2001年的春运前夕,国家计委就“旅客列车提价”问题举行听证会。
这个听证会实际上就是用价格竞争来解决优化配置问题和公平问题。在春运这个例子中,我们还有没有其他解决办法呢?也有。例如,我们也可以不提价,沿用让大家提前排队的办法,谁买到算谁的。但这个办法中,旅客彻夜排队的代价、“走后门”的代价、让“票贩子”倒票赚走的代价加到一起,可以肯定地说,需求方多支付的代价要远远大于火车票涨价的代价。更重要的是,作为需求方,涨价时旅客们多支付的代价将直接有助于铁路今后增加供给,而在“排队”方案中旅客们多支付的代价则完全无助于铁路供给增加。再例如,我们还可以用经济下的配给方式。每个公民发500公里的铁路购票证,大家自己去相互调剂余缺。这个方案听起来够公平吧?但是社会能够承受,或者说有必要承受这么大的一个配置成本吗?而且可以断言,即或这个方案真的行得通,那“购票证”的将立刻兴盛起来。真正需要购票的旅客真的能够少付代价吗?
那我们在竞争中就不需要关照弱势群体了吗?就不需要体现公平吗?需要。这个公平同样可以,而且应当通过价格杠杆实现。那就是加大软卧票的涨价幅度,降低硬座票的涨价幅度。后来实际实行的涨价方案证明是正确的。
我们说对软卧票多涨价,是不是就是一种非市场化的不公平呢?不是。这个建议是有充分的经济学道理的。
经济学上有两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一个叫“影子价格”,一个叫“机会成本”。
先说“影子价格”。铁道部关于春运涨价的理由之一就是存在着“影子价格”。在火车票这个例子中,大致说,票贩子卖出来的价格就是春运票价的影子价格。票贩子们都知道,倒腾硬座票是挣不了多少钱的,加价幅度很有限,能挣钱的是卧铺票。这因为稀缺。这个稀缺不仅表现为卧铺票少,而且表现在买卧铺票的人购买力强上。影子价格是最能表现稀缺程度的价格。既然你铁道部提出了“影子价格”的理由,那就应当遵从“影子价格”所表现出来的价格差。软卧的“影子价格”最高,所以软卧就应当多涨。
再说“机会成本”。你来听讲座就得少做生意。少做生意的损失就是你听讲座的机会成本。要让人家说听这门课“值”,就得让大家觉得听这个课的收益大于你的机会成本才行。
那在春运这个例子中,铁路的机会成本是什么呢?我们定正常情况下一节硬座车和一节软座车的票价销售收入都是一万元。现在由于春运超员,硬座挤进了更多的人。比如说50%吧。票价不涨,一节硬座车厢已经可以有一万五千元的票价收入了。可是软座一般不能超员,收入还是一万。你说铁路该不该考虑少挂一节软卧多挂一节硬座,或者对软卧提价50% 呢?因为这时软卧车厢的机会成本已经提高了50%。提价50%才能让软卧的机会成本和硬座的机会成本持平。这很公平。
硬座是在超员情况下增收50%的。就是说每个旅客享受的空间大大缩小了。而软卧即或提价50%,因为并没有超员,旅客享受的空间并没有缩小。那么坐软卧的旅客该不该为供求失衡条件下占有优质再多付一些代价呢?应该。在这个例子中,在硬座不提价的情况下,软卧只涨50%还不行,应当涨80%,甚至100%才合理,才公平。如果硬座提价,那软卧应当涨得更多。
这就是市场经济。这就是竞争。竞争有什么好处?竞争的好处主要有三条。一条是优化配置。提高有限的利用效率。二是优胜劣汰。优胜劣汰不仅是把配置给更有效率的支配者的意思,更重要的是不断促进社会、市场、技术不断向前发展。三是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在很多场合,用不着开很多会,无休止地讨论个没完,谁出价高就卖给谁。决策变得非常简单。
市场经济下制度与秩序的本质是社会共同约定。
我们知道,有了竞争,就必然引起另一件事,那就是秩序。近年来媒体上经常讨论的一个重点话题就是整顿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对市场经济秩序的讨论从一个角度反映出,我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因为市场经济发展了,竞争普遍化了,人们才需要考虑和关注秩序。
要有秩序就得讲求规则。没有规则就乱套了。那就不是竞争,而是战争了。战争也没离开规则。战争的目的用经济学眼光看有两种,一是通过践踏规则掠夺,二是通过强制手段重建规则。
规则、秩序都是一种制度安排。我们说到过,制度安排就是一种社会共同约定。那什么是市场经济秩序呢?由此而来,市场经济秩序就是为保证社会经济系统顺畅运行的社会共同约定。
市场经济下的各种秩序,或者说各种社会约定是人们在万千次交易、竞争中总结出来的。人们在市场交易的实践中逐步懂得,建立秩序是有利于所有市场参与者的利益的。约束所有的人,也保护所有的人。最初的秩序、规则可能是自发的。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交易范围的不断扩大,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自发的秩序、规则早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于是有了经过特定程序,由专门的社会管理部门制定、颁布的规则和规则约束下的秩序。社会共同约定是市场经济秩序。把这种约定上升为法律、法规、交易规则、技术质量标准以及道德准则等就是规则、制度。
人们对竞争经常有善恶褒贬的说法,但对秩序、规则本身则一般没有。不会有人说我们不需要秩序,不需要规则。但是对规则的认定则有很大的不同。
依据管理学的基本理论,规范化的社会共同约定,或者说社会共同行为规范,应当包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和“违背规范的后果如何”三个基本方面。常识可以理解,完善、顺畅的交通秩序一定包括“行人车辆靠右走”、“非机动车不可以在机动车道行使”和“违规要受到惩罚”三个组成部分。维护交通秩序的“硬件”设施、交通秩序的具体组织与维护者等都是“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和“违背规范的后果如何”这三方面基本约定的延伸。如果秩序出现混乱,一定是这三个方面中的某一个环节出现了漏洞。市场经济秩序及维护这个秩序的规则也同样如此。
现在人们在讨论秩序、规则时喜欢说“公正”、“公开”、“公平”的“三公”原则。这三项的确是建立良好秩序的根本基础。但怎么样才算公正、公平?大家的判断标准并不一致。
在我国现实的市场环境中,我们经常碰到一些地方、行业、企业用种种形式搞垄断价,地区封锁的事。垄断价肯定是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但搞垄断价的人也有很充足的理由。什么理由呢?为了保证国家税收,为了改善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为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话听起来理直气壮。你消费者不过是个私人,为了国家、公家、国有资产的利益吃点亏还不是应当的么?这种说法完全没有道理。
市场经济有个最基本的规律,叫等价交换。只能在供求双方平等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任何道德、法律或行力方面的不平等都会使等价交换的原则扭曲,都会导致市场经济关系紊乱。用理论化的语言说就是,市场交易规则中不能有任何的超经济强制。
我们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基本关系是两个完全平等的经济主体之间关系。他们之间不应当存在一方利益优先于另一方的特权。认为企业、供有者、一方是公,是公有利益;消费者是私,是私人利益,认为不能让公有利益吃亏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是把不同的经济关系,把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关系偷梁换柱地换到了供给与需求、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上。在厂商与消费者的交易过程中,不存在任何公与私的关系,消费者不论面对国有、集体、个体或外资企业,都是等价交换的过程,要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消费者没有义务为任何企业的所有者利益承担责任,没有义务为的税费增收承担责任。
把生产与消费区别为姓“公”和姓“私”的观念其实是在所有制关系上姓“公”姓“私”的争论在消费领域中的延续。为什么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会出现混乱?这种错误观念的存在,以及在这种错误观念下形成的市场规则不合理是重要原因之一。这就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命题,我国的消费理论、消费政策也要拨乱反正,而且要从深层次拨乱反正。
有必要强调指出,消费者利用自己的合法收入,在合法的消费过程中支出货币以换取消费资料,这是市场经济下正常合理的经济行为。消费者在这个经济行为中丝毫也没有占公共利益的便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与“公有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毫不搭界。不仅如此,在当前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所要推进的恰恰是消费的“私人化”进程。例如公车改革、住房货币化改革、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等。可以而且应当理直气壮地说,这个“私人化”代表着对客观规律的顺应,符合历史进步的方向。
别以为维护消费者利益是个小事。消费者这个概念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的概念。在经济体制下,我们有“消费者”这个概念吗?没有。那时只有劳动者、创造者、贡献者的概念。人们认为消费是恶,生产、贡献是善,尽可能少地从社会索取,尽可能多地给社会贡献,才是必要的、崇高的。市场经济不是这样的,有生产就有消费,消费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环节。社会发展到今天,消费已经不再是生产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附属的环节,而是关键的、第一位的环节。创造出需求,才有生产发展的余地;创造不出需求,生产就会停滞、萎缩.经济就无法增长。改革发展到这一步,维护消费者权益已成为当前改革进程中社会经济关系调整最核心、最直接、最前沿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想,中国现在经济发展中最大的“瓶颈”是什么?是有效需求不足,是供大于求的失衡。过去几年来,我们花了那么大的政策代价去启动内需。在过去几年中,我国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始终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目前这个余额已经达到10万亿元。这说明,人们消费的物质基础是存在的,老百姓有这个消费能力。人们为什么不消费?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市场秩序不利于消费者,市场规则没有切实保护好消费者。当老百姓实现自己的消费行为时,他的利益总是受到侵害,你说他会愿意打开钱袋子吗?我们的消费者是理性的,是聪明的。他们不会因为市场规则的偏移而放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去选择那些质次、价高的产品。我们可以这样说,善待和尊重消费者,维护消费者利益就是扩大内需,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具体体现形式之一,就是应对加入WTO挑战的最重要举措。
市场秩序、市场规则不是哪个国家想怎么定就怎么定的。随着分工和交换范围的扩大,这种社会约定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质上就是在加入一个世界公认的规则、秩序。WTO的核心问题是在“公平交易、自由竞争”基础上的一系列协定,即大家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不能或只能尽可能少的设置障碍。我们必须遵守这些规则。否则无法加入国际竞争中去,无法与外部世界形成稳定的分工关系。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产业、企业和外来竞争者之间将处于面对面的竞争格局,面对质量、价格、服务以及可持续发展以及维护消费者权益等诸多因素的较量。加入WTO后,我们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在企业的规模、技术、资本实力、产品质量、售后服务等方面,更重要的是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完善交易规则的挑战。举个例子说,我们维护消费者权益就得按照国际标准,而不是按传统思维下的“中国国情”来说话。我们的出口产品质量必须符合国际通行的,或者进口国规定的标准,不然就会受到抵制。
目前我国的水果生产在规模上已经是世界第一,在品种、成本上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但遇到一个新问题,就是“农残”问题。农药残留在水果表皮及其深处,洗都洗不掉。制成果汁都去不掉。这个“农残”标准不是我们定的,是有国际标准的。这种标准既是一种市场规则,也是当前一种新的贸易保护、国际竞争工具,叫做非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包括技术壁垒、环保壁垒、消费者保护壁垒等。
不仅在国际市场如此。在国内市场上也得遵守国际共同的“游戏”规则。例如,如果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上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标准低于国际标准,那么消费者就会买外国企业的东西。中国企业就不可能在国内市场上的竞争中取胜。很多人担心中国的企业能否承受得了国际标准。为什么承受不了呢?为什么只能由中国的消费者承受较低的权益保护标准,不能由企业承受较高的国际竞争标准呢?一方面,不是你想不想承受。这个共同的“游戏”规则是回避不了的。另一方面,没有什么比危机更能促进进化、进步和群体素质提高的了。事情逼到那一步,我相信中国的企业只会做得更好,不会做得更坏。
要想建立规范的秩序,就得解决“不遵守秩序怎么办”的问题。这就要有法。法律就是专管“不能干什么”的。为什么人们说,市场经济是法制的经济?因为离开法制,市场经济的秩序、规则寸步难行。
前期我国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状况已经发展到了失控的程度。我们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有个分析。认为其根本原因,在“无法可依”与“有法不依”两方面中,有法不依是导致混乱的主要原因;在“体制内”因素和“体制外”因素两方面中,、执法机构腐败及“猫鼠串通”等体制内因素的失控是主要原因;在市场机制与非市场机制两方面中,依托行力的垄断行为、地方保护主义等非市场机制是主要原因。
有人把当前我国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制度“真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其说明的只是表层原因。中国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则尽管仍不健全,但禁止和惩处故意危害人民健康与社会安全行为的法律还是明确具备的。一个显然的事实是,“毒大米”、“‘豆腐渣’工程”出现的原因并非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关键是为什么有法不依。
从经济学意义上说,市场经济秩序出现普遍性混乱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社会中有一部分人唯利是图或法制、道德操守低下。在任何制度背景下,唯利是图、损人利己、铤而走险或缺乏遵守共同行为准则意识的人总是存在的。所有的经济学说都有一个共同定,即人总是趋利避害的。不论社会具有怎样的公开约定,如果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当人们发现,破坏制度总是可以比遵守制度获得更大的收益,那么这个社会的经济秩序一定会趋于紊乱。因为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从遵守制度转向破坏制度。譬如制售货可以骗钱且不受惩戒,或违规成本远低于违规收益时。这一点从常识中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会出现普遍性的“有法不依”?因为维护制度的人或机构本身也在从破坏制度中捞取“好处”。可以断言,凡是违规、违法现象长期、普遍存在的地方,一定有执法者与违法者的串通,一定有执法者从违法行为的存在中获取利益。
这期“话说什么是市场经济”要讲第三个问题:开拓信用的制度基础是财富归属的多元化。
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碰到一个问题。“一手钱一手货”的交易方式不能满足需要。有时候需要先交钱后付货,有时候需要先付货后收钱。交换这个过程在时间被分割开了。还不仅如此,人们还看到,有时候做生意时自己的资金不够,可以和亲戚朋友借。在进一步发展中,人们发现,这种“借”还可以由一个专门的社会中介机构来承担,当成个生意来做。于是就有了银行。由此,就发展起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信用经济。以后,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更多的信用工具、信用方式被创造了出来。比如说人们已经有一定了解的债市。企业发债,投资者买企业债。在这个借贷关系中,双方谁也不认识谁。那债权人为什么能够把自己的钱让债务人拿去用呢?因为有信用参与其中。
在实践中人们发现,信用原来也是一种。利用信用,可以放大实际的规模,可以大大提高的利用效率,可以动员更多的闲置投入到经济活动中去。
在我国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动用信用并不是一件新鲜事。我们的改革开放始终是伴随着信用的利用、优化配置和扩张而发展起来的。上海的宝钢最开始就是借钱盖的。债权融资在我国不是一件新事物。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几乎所有重大都和债权债务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借钱就是动用信用。但是当时动用的主要是和财政的信用。此后,我们不仅懂得了动用信用,而且这个信用的涉及领域和范围还越来越扩大。
在90年代后期,我们有以增发国债为基本内容之一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等。这个历史过程表明,信用已经在我国的经济运行中占有着重要地位。
现在大家对国债这个信用形式的投资品种已经很熟悉了。最开始发行国库券时,各单位是摊派的,不买都不成,从你工资里扣。现在买国库券要排队。由于国库券具有风险低、收益高、流动性好等特点,现在这种信用品种已经为社普遍认同。
目前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的信用动用得比较充分了。不是没有余地。还有余地。在2002年和2003年的“两会”上,有一些人大代表对持续增发国债的“积极财政政策”提出质疑。一些经济学家,包括一些媒体,也对这个问题有各种看法。这个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但是总体上说,我们现在的国债规模占GDP总额的比重明显低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继续动用财政还有余地。但这个信用即便有余地,也要慎用。因为财政的信用也是有限的,这个信用应该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更多地配置到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而不是简单地配置在经营性资产的扩张上。公共产品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公共卫生安全等,也包括推动城市化进程、完善基础设施,以及调整社会公平程度等。这些方面都具有公共产品性质。
一方面,的信用动用得比较充分了;另一方面,企业的信用动用得比较过度了。正因为企业的信用动用得过度了,才有了人们所说的“三角债”,企业债务负担过重等诸多的社会现象;才有了银行不良资产的问题。但与信用、企业信用相对照,我国十三亿人口的个人信用则几乎处在空白状态下。而个人信用恰好是我们国家一个巨大的宝库。
有人说中国现在信用缺失。这个看法不对。信用是我们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人的语言中,“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样注重信用的话俯拾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从贩夫走卒到文人仕子都格外强调信用的重要。中国人怎么会没有信用呢?中国怎么会是个信用缺失的社会呢?关键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社会经济秩序存在着混乱,我们上面提到了。再一个是我们对市场经济下开拓信用的方式尚远不熟悉。例如,在很多人的认识中,资本市场就是股票市场。其实这个认识很片面。资本市场包括两个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一个是股市,另一个是债市。一年期以上的债市也是资本市场。在所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债市的规模都远远大于股市。在过去七年中,发达国家债市的融资规模是股市的七倍。而在我们国家,债市小得可怜,和股市的规模相比明显失衡。
我国的个人信用没有被合理地动员出来,和我们的社会服务、社会投资、社会金融体系不完善是密切联系在一块儿。
现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加上股份制银行发的各种各样的卡,数一数,没有—百种,大概五十种也有了。每一个银行自己发的卡就有很多种。如果在城市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你口袋里和抽屉里的卡,用的和不用的大概有十几种。但是这些卡在开拓个人信用的同时,实际上是在分割着个人信用。
定你拥有某银行的。通常都有一个可以透支的额度,当你—不小心花了7000元超过你的5000元的透支额度了,并且忘了按期归还,这可能给你惹下很烦。实际上,你的信用是不是连这7000元都不能支撑呢?远不是。可能在同一个银行,你的活期账户上还有5000元,一年期定期存单还有三万元,甚至存款还
先进部门和扩展部门的结构性比重越大结构性通胀越大是对的吗?
结构性通货膨胀是指物价上涨是在总需求并不过多的情况下,而对某些部门的产品需求过多,造成部分产品的价格上涨的现象,如钢铁,猪肉,楼市,食用油,等,如果结构性通胀没有有效抑制就会演变成成本推动型通胀,造成全面通胀。
通货膨胀按形成的原因一般可分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和结构性通货膨胀。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是指由于总需求的增长而引起的商品平均价格的普遍上涨的现象。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是指因商品和劳务的生产者主动提高价格而引起的商品平均价格的普遍上涨的现象。结构性通货膨胀是指物价上涨是在总需求并不过多的情况下,而对某些部门的产品需求过多,造成部分产品的价格上涨的现象。在通货膨胀期间,需求、成本以及结构这三种因素同时起作用。
总体而言,经济学家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有害的经济现象。并且从定义中我们可以知道,通胀意味著一国货币的对内贬值。在外汇市场,通胀是影响币种走势的重要指标。但是,汇价走势对通胀的反应往往是复杂的。
一国货币的贬值分为对内贬值和对外贬值。通货膨胀引起的一国货币购买力的减少,就是对内贬值。而对外贬值就是相对于其他国家汇率的下跌。我们要考察通货膨胀对汇价变动的关系,就需要了解货币的对内贬值与对外贬值的关系。
以欧元区和美国为例,如欧元/美元汇率现在为1.2000,也就是说对于同一可贸易产品,在美国需要花费120美元购买的东西,在欧元区100欧元就可以买到了。如美国的通胀率为5%,一年之后,现在120美元能购买的东西,需要花费120*(1+5%)=126美元才能买到。如果欧元区通胀为0%的话,100欧元的东西,一年后还值100 欧元。这样,理论上欧元/美元的汇价现在变为1.2600。也就是说,一国的通胀将引起本国货币的对内贬值和对外贬值。
应该指出,以上仅是极端情况下的按照货币购买力计算的汇率。在现实经济中,一国往往会对经济进行干预,当出现通货膨胀压力时,中央银行往往取加息或者缩紧信贷等措施以抑制通胀,利率的变动造成了资金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动。这种变动蔓延到资本市场,造成证券价格的变动。具体体现为股票市场的走低,和债券收益率的提高。而后者使得债券市场相对于别国的债券更具有吸引力,这有可能吸引国际资本流入加息国,从而形成加息国货币的买盘。这对加息国货币是有利的。目前外汇市场盛行的套息交易就是基于这一原因。
在美国自2004年6月1开始加息以来,迄今为止美国已经进行了11次连续加息。当2004年12月14日,美联储的第五次加息宣布联邦基金利率提高至2.25%以后,美元利率自1998年来第一次超过了欧元2%的利率。而外汇市场也逐渐形成一种逻辑思维∶
通胀压力增大——中央银行可能加息——资本市场吸引力加大——货币上行
正是基于这一逻辑思维,美元在今年总体走势强劲,持续的加息预期抵消了市场对美国双赤字问题的担心,欧元/美元从去年底的历史最高点1.3665持续下跌。而每当美国,或者欧元区,或者英国公布强于市场预期的通胀数据时,其货币就会上扬。
但是,加息对于治愈一国的通胀真的是有效的吗?以及,持续的加息真的提高了一国货币的内在价值了吗?
前面提到,通货膨胀的成因有需求拉上型和成本推动型。考察美国的国内经济,一方面由于美国消费者的过度消费,特别是在房地产市场上的投资需求旺盛,引起了一定的泡沫现象,而美国抵押利率的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正是造成房地产泡沫的主因。另一方面,过去1年多来,国际油价自30美元/桶节节攀升,现今已在60美元/桶上方,涨幅超过100%。而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和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油价的飙升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一种输入型的通货膨胀,即油价的上扬造成美国企业生产成本高企。但这种输入型的通货膨胀能否演变为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关键要看美国生产企业的定价能力(Pricing
Capacity),即美国企业的输出商品价格能否随著生产成本的上升而上调。实际上,由于全球化的竞争,制成品的价格很难上调。能源价格的上扬仅仅通过成品油,如汽油价格的上扬来对消费者产生影响。这就造成了美国生产者物价指数较高,而消费者物价指数并不高,而扣除能源和食品影响之外的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更加温和的局面。也就是说,油价的上扬并未全面蔓延到美国经济的各个层面。而油价的上扬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无法控制的。下图给出了去年6月份以来美国生产者物价指数、消费者物价指数,和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的走势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尽管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和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最近半年来节节攀高,特别是9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达到25年来的最高月比增长率1.2%,但核心CPI却始终维持在0.1%的低水平。显示美国经济并没有出现全面的通胀压力。
相关知识——CPI
CPI即消费者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如果消费者物价指数升幅过大,表明通胀已经成为经济不稳定因素,央行会有紧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风险,从而造成经济前景不明朗。因此,该指数过高的升幅往往不被市场欢迎。例如,在过去12个月,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2.3%,那表示,生活成本比12个月前平均上升2.3%。当生活成本提高,你的金钱价值便随之下降。也就是说,一年前收到的一张100元纸币,今日只可以买到价值.75元的货品及服务。一般说来当CPI>3%的增幅时我们称为INFLATION,就是通货膨胀;而当CPI>5%的增幅时,我们把他称为SERIOUS
INFLATION,就是严重的通货膨胀。
消费者价格指数,是对一个固定的消费品篮子价格的衡量,主要反映消费者支付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变化情况,也是一种度量通货膨胀水平的工具,以百分比变化为表达形式。在美国构成该指标的主要商品共分七大类,其中包括:食品、酒和饮品住宅;衣着;交通;医药健康;;其他商品及服务。在美国,消费物价指数由劳工统计局每月公布,有两种不同的消费物价指数。一是工人和职员的消费物价指数,简称CPW。二是城市消费者的消费物价指数,简称CPIU。
核心CPI即核心消费价格指数,是指将受气候和季节因素影响较大的产品价格剔除之后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由于食品和能源价格会受到一些异常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大幅波动,并模糊消费价格的真实变动趋势,因此,一般将剔除了食品和能源消费价格之后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作为“核心消费价格指数”(Core CPI),并被认为是衡量通货膨胀的最佳指标。
一方面是由于住房抵押市场利率偏低引起的房地产投资需求过热,另一方面是由美联储无法控制的油价上扬引起的输入型通货膨胀。显然,美联储的持续加息行动可以抑制前者,但加息行动并不能抑制油价引起的通胀,相反,美国联邦基准利率的上扬必然造成企业财务成本的增加,这对于饱受物价上涨之苦的企业来说,无疑又多了一项负担。而商品定价能力的缺失又让企业无法转移这些负担。这就产生了加息的悖论,加息治疗通货膨胀可能无效,但加息却会造成经济的放缓。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利率的传导机制不通畅。美联储理事桂恩(Guynn)就认为,美国企业的定价能力偏低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这点从英国经济中体现更明显,从2004年下半年就传言英国将会加息,但出于对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心,加息一直未能成行,相反引来今年8月份的减息行动。国内消费需求的不足和能源价格、海外商品价格上涨引起的输入型通货膨胀,令英国经济陷入滞胀危险。因此,通胀不再被市场看作加息的信号,而是出现一种难以治愈的经济梦魇。
能源价格的上扬,将引起可能的消费需求放缓,和由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消费需求的放缓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的低迷。伴随著通胀的经济低迷给货币政策制订增加了非常矛盾的难度。仅凭加息或者减息是难以治愈这一顽症的。从经济学理论上讲,当经济增长出现过热时,会伴随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这种情况下取加息等货币政策效果是明显的。但当经济增长乏力时,经济中最活跃的投资因素对市场价格的敏感度降低,利率等货币政策作用并不明显,此时应该取财政政策来进行调整。
在高油价的前提下,为什么过去大半年来美联储的稳步加息总是不断刺激美元走高呢?美联储的利率政策虽然不能直接对油价产生作用,但可以通过对强势美元的支持来达到抑制油价的目的。这一思维的逻辑依据是∶
加息——美元上扬——美元相对购买力增强——以美元计价的油价下跌——输入型通胀受到抑制
但是,随著石油生产国不断将出售石油赚取的美元转换为欧元等其他储备货币,这一逻辑路径的延续性受到越来越大的考验。首先,加息使美元走强的前提是美国资产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加大。但在于油价不断走强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对美国企业的盈利能力表示担心,而持续不断的加息行动会加剧这种担心。近期报出的美国通用汽车信用等级降低,以及瑞富财务丑闻等,都将抑制国外资本对美国资产的需求。虽然美国国债不会受到信用风险和企业盈利的影响,但毕竟其投资容量有限,美国不可能无限度的膨胀其国债规模。如果布什能实现其削减财政赤字的,联邦依靠国债市场来弥补预算的意愿就会减弱,国债的发行量反而会减少。有限的资产供给下,需求的增加会造成价格的上扬——国债收益率的下降,格林斯潘的所谓“长期利率之谜”就会再现市场。这显然就抵消了加息所带来的资本市场吸引力。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在美联储连续的加息压力之下,特别是未来还将继续加息(市场猜测美联储可能将利率最终提高至5%的水平),美国经济将受到严重的压力。最近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花旗银行等大型银行利润率的飙升,另一方面频频出现美国企业利润下降的警告。这是因为加息将企业利润通过融资成本转嫁到银行利润了。但这一现象不会持久,企业利润的最终下滑,将下挫投资意愿,而我们知道,投资是经济中最活跃的因素,投资的大幅上升或者大幅下降都是损害经济的。而加息带来的美元强势将最终由美国经济的走缓而抵消。
什么是结构性通胀
结构性通货膨胀是指物价上涨是在总需求并不过多的情况下,而对某些部门的产品需求过多,造成部分产品的价格上涨的现象,如钢铁,猪肉,楼市,食用油,等,如果结构性通胀没有有效抑制就会演变成成本推动型通胀,造成全面通胀。
通货膨胀按形成的原因一般可分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和结构性通货膨胀。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是指由于总需求的增长而引起的商品平均价格的普遍上涨的现象。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是指因商品和劳务的生产者主动提高价格而引起的商品平均价格的普遍上涨的现象。结构性通货膨胀是指物价上涨是在总需求并不过多的情况下,而对某些部门的产品需求过多,造成部分产品的价格上涨的现象。在通货膨胀期间,需求、成本以及结构这三种因素同时起作用。
总体而言,经济学家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有害的经济现象。并且从定义中我们可以知道,通胀意味著一国货币的对内贬值。在外汇市场,通胀是影响币种走势的重要指标。但是,汇价走势对通胀的反应往往是复杂的。
一国货币的贬值分为对内贬值和对外贬值。通货膨胀引起的一国货币购买力的减少,就是对内贬值。而对外贬值就是相对于其他国家汇率的下跌。我们要考察通货膨胀对汇价变动的关系,就需要了解货币的对内贬值与对外贬值的关系。
以欧元区和美国为例,如欧元/美元汇率现在为1.2000,也就是说对于同一可贸易产品,在美国需要花费120美元购买的东西,在欧元区100欧元就可以买到了。如美国的通胀率为5%,一年之后,现在120美元能购买的东西,需要花费120*(1+5%)=126美元才能买到。如果欧元区通胀为0%的话,100欧元的东西,一年后还值100 欧元。这样,理论上欧元/美元的汇价现在变为1.2600。也就是说,一国的通胀将引起本国货币的对内贬值和对外贬值。
应该指出,以上仅是极端情况下的按照货币购买力计算的汇率。在现实经济中,一国往往会对经济进行干预,当出现通货膨胀压力时,中央银行往往取加息或者缩紧信贷等措施以抑制通胀,利率的变动造成了资金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动。这种变动蔓延到资本市场,造成证券价格的变动。具体体现为股票市场的走低,和债券收益率的提高。而后者使得债券市场相对于别国的债券更具有吸引力,这有可能吸引国际资本流入加息国,从而形成加息国货币的买盘。这对加息国货币是有利的。目前外汇市场盛行的套息交易就是基于这一原因。
在美国自2004年6月1开始加息以来,迄今为止美国已经进行了11次连续加息。当2004年12月14日,美联储的第五次加息宣布联邦基金利率提高至2.25%以后,美元利率自1998年来第一次超过了欧元2%的利率。而外汇市场也逐渐形成一种逻辑思维∶
通胀压力增大——中央银行可能加息——资本市场吸引力加大——货币上行
正是基于这一逻辑思维,美元在今年总体走势强劲,持续的加息预期抵消了市场对美国双赤字问题的担心,欧元/美元从去年底的历史最高点1.3665持续下跌。而每当美国,或者欧元区,或者英国公布强于市场预期的通胀数据时,其货币就会上扬。
但是,加息对于治愈一国的通胀真的是有效的吗?以及,持续的加息真的提高了一国货币的内在价值了吗?
前面提到,通货膨胀的成因有需求拉上型和成本推动型。考察美国的国内经济,一方面由于美国消费者的过度消费,特别是在房地产市场上的投资需求旺盛,引起了一定的泡沫现象,而美国抵押利率的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正是造成房地产泡沫的主因。另一方面,过去1年多来,国际油价自30美元/桶节节攀升,现今已在60美元/桶上方,涨幅超过100%。而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和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油价的飙升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一种输入型的通货膨胀,即油价的上扬造成美国企业生产成本高企。但这种输入型的通货膨胀能否演变为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关键要看美国生产企业的定价能力(Pricing Capacity),即美国企业的输出商品价格能否随著生产成本的上升而上调。实际上,由于全球化的竞争,制成品的价格很难上调。能源价格的上扬仅仅通过成品油,如汽油价格的上扬来对消费者产生影响。这就造成了美国生产者物价指数较高,而消费者物价指数并不高,而扣除能源和食品影响之外的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更加温和的局面。也就是说,油价的上扬并未全面蔓延到美国经济的各个层面。而油价的上扬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无法控制的。下图给出了去年6月份以来美国生产者物价指数、消费者物价指数,和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的走势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尽管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和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最近半年来节节攀高,特别是9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达到25年来的最高月比增长率1.2%,但核心CPI却始终维持在0.1%的低水平。显示美国经济并没有出现全面的通胀压力。
相关知识——CPI
CPI即消费者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如果消费者物价指数升幅过大,表明通胀已经成为经济不稳定因素,央行会有紧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风险,从而造成经济前景不明朗。因此,该指数过高的升幅往往不被市场欢迎。例如,在过去12个月,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2.3%,那表示,生活成本比12个月前平均上升2.3%。当生活成本提高,你的金钱价值便随之下降。也就是说,一年前收到的一张100元纸币,今日只可以买到价值.75元的货品及服务。一般说来当CPI>3%的增幅时我们称为INFLATION,就是通货膨胀;而当CPI>5%的增幅时,我们把他称为SERIOUS INFLATION,就是严重的通货膨胀。
消费者价格指数,是对一个固定的消费品篮子价格的衡量,主要反映消费者支付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变化情况,也是一种度量通货膨胀水平的工具,以百分比变化为表达形式。在美国构成该指标的主要商品共分七大类,其中包括:食品、酒和饮品住宅;衣着;交通;医药健康;;其他商品及服务。在美国,消费物价指数由劳工统计局每月公布,有两种不同的消费物价指数。一是工人和职员的消费物价指数,简称CPW。二是城市消费者的消费物价指数,简称CPIU。
核心CPI即核心消费价格指数,是指将受气候和季节因素影响较大的产品价格剔除之后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由于食品和能源价格会受到一些异常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大幅波动,并模糊消费价格的真实变动趋势,因此,一般将剔除了食品和能源消费价格之后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作为“核心消费价格指数”(Core CPI),并被认为是衡量通货膨胀的最佳指标。
一方面是由于住房抵押市场利率偏低引起的房地产投资需求过热,另一方面是由美联储无法控制的油价上扬引起的输入型通货膨胀。显然,美联储的持续加息行动可以抑制前者,但加息行动并不能抑制油价引起的通胀,相反,美国联邦基准利率的上扬必然造成企业财务成本的增加,这对于饱受物价上涨之苦的企业来说,无疑又多了一项负担。而商品定价能力的缺失又让企业无法转移这些负担。这就产生了加息的悖论,加息治疗通货膨胀可能无效,但加息却会造成经济的放缓。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利率的传导机制不通畅。美联储理事桂恩(Guynn)就认为,美国企业的定价能力偏低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这点从英国经济中体现更明显,从2004年下半年就传言英国将会加息,但出于对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心,加息一直未能成行,相反引来今年8月份的减息行动。国内消费需求的不足和能源价格、海外商品价格上涨引起的输入型通货膨胀,令英国经济陷入滞胀危险。因此,通胀不再被市场看作加息的信号,而是出现一种难以治愈的经济梦魇。
能源价格的上扬,将引起可能的消费需求放缓,和由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消费需求的放缓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的低迷。伴随著通胀的经济低迷给货币政策制订增加了非常矛盾的难度。仅凭加息或者减息是难以治愈这一顽症的。从经济学理论上讲,当经济增长出现过热时,会伴随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这种情况下取加息等货币政策效果是明显的。但当经济增长乏力时,经济中最活跃的投资因素对市场价格的敏感度降低,利率等货币政策作用并不明显,此时应该取财政政策来进行调整。
在高油价的前提下,为什么过去大半年来美联储的稳步加息总是不断刺激美元走高呢?美联储的利率政策虽然不能直接对油价产生作用,但可以通过对强势美元的支持来达到抑制油价的目的。这一思维的逻辑依据是∶
加息——美元上扬——美元相对购买力增强——以美元计价的油价下跌——输入型通胀受到抑制
但是,随著石油生产国不断将出售石油赚取的美元转换为欧元等其他储备货币,这一逻辑路径的延续性受到越来越大的考验。首先,加息使美元走强的前提是美国资产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加大。但在于油价不断走强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对美国企业的盈利能力表示担心,而持续不断的加息行动会加剧这种担心。近期报出的美国通用汽车信用等级降低,以及瑞富财务丑闻等,都将抑制国外资本对美国资产的需求。虽然美国国债不会受到信用风险和企业盈利的影响,但毕竟其投资容量有限,美国不可能无限度的膨胀其国债规模。如果布什能实现其削减财政赤字的,联邦依靠国债市场来弥补预算的意愿就会减弱,国债的发行量反而会减少。有限的资产供给下,需求的增加会造成价格的上扬——国债收益率的下降,格林斯潘的所谓“长期利率之谜”就会再现市场。这显然就抵消了加息所带来的资本市场吸引力。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在美联储连续的加息压力之下,特别是未来还将继续加息(市场猜测美联储可能将利率最终提高至5%的水平),美国经济将受到严重的压力。最近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花旗银行等大型银行利润率的飙升,另一方面频频出现美国企业利润下降的警告。这是因为加息将企业利润通过融资成本转嫁到银行利润了。但这一现象不会持久,企业利润的最终下滑,将下挫投资意愿,而我们知道,投资是经济中最活跃的因素,投资的大幅上升或者大幅下降都是损害经济的。而加息带来的美元强势将最终由美国经济的走缓而抵消。
为什么近期全球财经动荡
看看袁剑写的大裂变很深刻很根本
摘一小段
2008年3月,在中国人大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国央行行长在评论美国次贷危机时说:“在全球化深化的局面下,有很多影响是超出我们以往的经验和以往的分析套路的,所以我们需要给予密切关注。”不愧为嗅觉灵敏之人,在愈演愈烈的美国次贷危机中,似乎已经嗅到了一股异样的气味。不知道周是否真正察觉了这股异样气息背后的东西。在次贷危机飞灰湮灭的财富灰烬中散发出的,是一股秋天的气息。因为,次贷危机可能并不是那种周期性爆发的金融灾难(比如1980年代的住房信贷危机,1990年代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而是一个大时代行将结束的预兆。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可能还没有真正理解我们目下的历史处境。
二战之后,美国凭借其在战争之中积累起来的经济实力及道德力量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新霸主。由此,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中心也正式迁移到美国。继荷兰、英国之后,接续资本主义数百年历史血脉的任务落到了美国人头上。通过创制一整套的规则(如关贸总协定、布雷顿森林体系)和一整套组织机构(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美国在惨烈的战争废墟上迅速重构了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体系。在接下来的四十多年中,这个资本主义体系不仅帮助老欧洲恢复了繁荣和增长,也孵化了新东亚的经济奇迹。虽然有冷战的军事及意识形态对峙,但毫无疑问,及至冷战结束之前,作为一种历史运动的资本主义版图,在美国体系时代已经远远超出荷兰及英国时代。资本主义在美国体系时代的这种黄金般的成功,实际上也是美国最终取得冷战全胜的关键原因之一。柏林墙倒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最强大的竞争对手轰然倒地,美国体系时代以自己都感到诧异的方式全速进入鼎盛时期。美国体系时代的这一历史盛景,被两个重要的特征强有力地呈现出来:其一是,几乎所有国家都加入了这个资本主义体系。无论是前共产主义国家如俄罗斯、东欧、中国,还是以前徘徊在两大阵营之间态度暧昧的如印度等国家,都在上个世纪末期毫无保留的加入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巨型人口国家的加入,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它意味着,这个星球上的绝大多数人口已经被纳入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这一时刻,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不再能幸免于资本主义市场逻辑的渗透、规制和裹挟。尾随全球大国的这一历史性的集体转向,市场资本主义成为全球唯一共享的新的意识形态。在这一尊新神的普照之下,世界似乎又一次跨越了“史前的黑暗”而终于进入大同时代。福山言之凿凿的“历史终结”暗示的就是这一情形。全球大国在市场资本主义上的这一高度共识——后来的“华盛顿共识”实际上是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正式确认,不仅是美国体系时代处于鼎盛时期的又一重要表征,而且也反过来推动了这一体系在空间上的迅速扩张。从这个维度考察,中国1990年代中期之后直到今天的高速经济成长,既是这一体系扩张的一个结果,也是这一体系扩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到了本世纪之后,由于人口以及越来越庞大的经济规模,中国更成为这一体系扩张的关键因素。正是由于中国,印度、俄罗斯等人口大国(这些资本主义的新大陆被国际投行兴奋的概括为“金砖四国”)对这一体系的卷入,将资本主义的美国体系时代推向了顶峰。然而,正当人们将增长和繁荣当作一种历史常态并乐观地以为:增长和繁荣还会像过去60多年一样一如既往的持续下去的时候,美国体系——这个扩张了60多年并且直到最近还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无形帝国,却可能正在发生所有帝国都必经的宿命式的断裂。没有一种统一的货币,任何市场体系的扩张都是难以想象的。检视战后60多年的全球市场体系的发展,作为一种世界货币的美元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没有美元在世界范围内的被接纳、认可,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就不可能扩张到像今天这样无远弗届的地步。正是美元——这个可以穿透国界的幽灵,将这个星球上被国界分割成碎片的民族经济体,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无缝对接,粘合成一个统一的全球市场体系。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布什,但可能很少有人不知道美元,不知道美元背后所隐藏的坚挺的购买力。美元这种世界货币的地位可以由IMF提供的下面这个数据得以确证:截止2007年9月,全球央行的外汇储备之中,美元比重高达64%.(虽然这已经比2002年72%的峰值下降了8个百分点)。这个占比远远超过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如果说美国的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还多少有些疑问的话,那么美元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货币的地位则绝对是无可争议的。就其本质,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巨大的全球市场体系,乃是一个美元的帝国。美元,为这个每天都在高速运转的全球市场体系提供了最基本的信用基础,是这个体系得以成立的基石。否则,这个巨大的市场体系就可能在一刹那轰然解体。当年,中国的始皇曾经以“车同辄、书同文”一统天下,而美元只是凭借一张绿纸,便建立了远为庞大的帝国。
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个曾经使全球市场体系得以建立并将其触角延伸全球每一个角落的美元,可能也正在成为动摇这个体系的祸首。
自尼克松震荡之后,美元彻底摆脱了黄金的羁绊,自此,隐藏在美元背后的货币发行基础不再是可以测度的黄金,而是不可测度的“实力”和信用。人们之所以相信并接纳美元,是因为人们相信隐含在美元中的美国的实力和信用。实力和信用虽然可以通过全球最强大的美国媒体以及美国伟大的历史被明确地“感受”到,但却是一个无法被准确测度的东西。这就为美元的超越国界的无限发行提供了可能。作为一种润滑剂,无限发行的美元为全球市场体系的扩张提供了信用基础。美元的购买力(注意,不是美国的购买力。美元的购买力与美国的购买力并不总是相称的)通过吸收全球剩余产能支持了全球市场体系的扩张。事实上,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庞大过剩产能都是通过美元购买力而得到吸收的。这不仅支持了这些体系中新伙计的经济扩张,也使这个体系本身的边界大大扩展。而在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加入这个体系之后,美元又充当了同样的角色。没有美元在全球市场体系内提供的信用基础,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最近几十年的高速成长是难以想象的。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家央行里堆积如山的巨额美元就是全球经济发展这一历史路径的明证。然而,吊诡之处在于: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的加入在让美元帝国扩张到极致的同时,也使这个帝国出现了深刻的危机。如果说,与美国实际消费能力相称的美元购买力可以支持日本以及东亚国家的历史性扩张的话,那么,它却绝对不足以支持中国、印度这些巨型国家所制造的过剩产能。要想继续通过美元这一原有路径来吸收这些海量产能,远远超过美国实际消费能力的美元滥发就成为唯一的办法。而这也是我们现在正在看到的情况。那些躺在各国央行中的巨量美元,实际上已经失去购买力,只能被金融投机领域所吸收。美国的购买力因为美元全球通货的特殊性质被大大的放大了。数据表明,最近十年来,美国家庭的支出一直超过美国家庭的收入。这就是说,美国的吸纳全球过剩产能的消费能力实际上是通过美国家庭的巨大负债所支撑的。让美国家庭以负债的方式来消化中国、印度等国数十亿人口所制造的而且还在不断膨胀的产能,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至少是难以持续的。实际上,目前愈演愈烈的美元危机,就是美国不堪重负的表现。揆诸美国体系60多年的扩张史,美国的这种不堪重负事实上早已暴露。美元兑日元在10年代之后的急剧贬值,就是同一种危机的早期症状。只不过,这个危机由于以下两个原因被有意忽略和掩盖了。一是美国在冷战中的全胜,这将美国的软实力膨胀到了巅峰。在一个货币发行已经失去了可测度标准的时代,不可捉摸的软实力恰恰是最重要的货币发行基础。第二个原因则是:1990年代在美国发轫并蓬勃兴起的新技术革命,这个革命不仅推动了美国1990年代超长的增长周期,也使美国在资本主义内部的模式竞争中获得至尊地位。到这个时候,人们已经不仅仅是相信美元,而几乎是在膜拜美元。由于这个缘故,不仅美元的危机被掩盖,反而进一步巩固了美元在全球货币竞争中的地位。然而,这两个因素对美元的支撑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在逐渐销蚀。冷战结束之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外部威胁被消除,体系内部的纷争和美国模式本身的问题开始逐渐浮现,美国已经不复是以前的美国,它正在被“祛魅”。而在另一方面,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看不到美国发动另外一场(像信息技术那样的)新的科技革命的可能。这就是说,美国很难再现1990年代的超级增长。如此一来,一直支持美元滥发的“魅力”和经济基本面因素都流失殆尽。
以一个民族国家名不副实的消费能力(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消费能力被美元大大的放大了)来吸纳人口数十倍于它的其他民族国家的产能,进而维持整个体系的扩张,是目前这个美元体系中的一个深刻悖论。而这个体系更加深刻的悖论则在于:美元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货币,美联储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中央银行,虽然强烈的影响着体系内其他国家的经济,但却无须对此负责。美联储的政策以及美元的发行从来就是以美国的国内问题为首要考量(这是民选必须遵从的铁律),而由此可能形成的外部性则从来不是他们要考虑的事情。正如美国的前财政部长的康纳利那句著名调侃所揭示的那样:美元是我们的,问题是你们的。在2007年发生的次贷危机中,隐藏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的这个悖论,以一种经典的方式被呈现出来。当体系内其他国家仍然处于水深火热的资产泡沫、经济过热以及通货膨胀的时候,美联储为了挽救美国经济却大幅度降低利率并向市场不断注入流动性。这其实是将体系内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推向了深渊。美联储这种饮鸩止渴的政策虽然目前还没有引发问题,甚至可能在短期内推动全球市场体系的经济发展,但正如“911”之后美联储所做的那样,这将给全球经济体系未来的剧烈动荡埋下伏笔。指责美联储以邻为壑是荒谬的,因为它没有义务也不可能对全球经济负责,尤其是在美国国内问题与体系内其他国家的问题相背反的时候。而随着体系的扩大,这种背反由于各民族国家发展阶段之不同以及国内问题之千差万别,将会越来越成为常态。但惟其如此,我们才更加深刻的领会了这个体系的悖论所在。由此引申出来的另外一幅世界图景则是:在民族国家的边界仍然泾渭分明,全球政治远未统一之时,各主要国家以及跨国公司却在努力推动着全球经济的统一。讽刺的是,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是一个新型的乌托邦。
从逻辑上讲,要想消弭目前全球市场体系的这个悖论,无非两个方案:要么美国成为世界,并对全球选民负责;要么美元从目前体系中退出,不再充当世界货币。前一个方案在民族国家仍然是主要政治单位的世界中无疑是一个幻想。后一种方案,则同样意味着巨大的风险。货币是不能退出的,它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想象一下如果在中国突然停用人民币将是一种什么情形,我们就能洞悉这种发展将可能引发多么巨大的混乱。
作为一种衡量商品及服务的价值尺度,货币必须保持相当的稳定性。如果货币本身处于动荡之中,那么,生产与贸易实际上就已经无以为继。目下的这个全球市场体系即处于这种有由货币而起的大混乱之中。不具备任何生产价值而且早已退出货币领域的黄金如今受到神经质般的追捧,并不表明投资者真的重新发现了黄金的价值,而是暗示我们:全球货币财富的拥有者们已然处于莫大的惊恐之中,正在四处寻找着财富的避难之所。透过这种惊恐,我们看到的是全球市场体系濒于解体的噩兆。在评论糖价飙涨时,一位糖生产商断然说道:“糖价必须上涨,这样才能弥补美元疲软造成的损失”。这种货币综合症说明,货币动荡已经给全球市场体系造成了何种程度上的紊乱。
一批幼稚的市场信徒认为,只要美元对其他货币有足够的贬值,市场就能够出清美元的滥发,就像过去美元对日元以及其他货币所作的那样。因此,这一次的美元危机同样可以安然度过。然而,无论对那些拥有巨额美元储备的国家,还是对美国自身,美元的贬值都是有其政治和市场底线的。一旦超越这个底线,目前的这个全球市场体系所面临的,将不是出清,而是崩溃。对于那些巨额美元持有国来说,美元的过度贬值不仅会给国民财富造成天文数字的损失,而且也会触发他们加速抛售美元的强烈动机,而这会进一步加剧美元的贬值;而对于美国来说,美元的过度贬值会引发美国国民购买力的急剧下降,继而大幅拉低美国中产阶级的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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